妈妈在家有她自己的玩伴，迷上了一种新的扑克牌玩法，安夏是个牌运和牌技都很差的人，从来不参与这种活动。
此时出来，她也没打算马上回去，打算去越南有没有什么值得交易的东西。
于是带着护照，托人在羊城的越南领事馆办好签证。
从海口登陆雷州半岛，又辗转到了芒街，结果芒街的关口不知道怎么了，暂时关闭，友谊关又还没有开关。
不想偷渡出境的话，还得兜到广西的东兴。
与一众骂骂咧咧的生意人一起坐车从芒街向东兴出发。
坐在安夏旁边有一位胖胖的金链大哥是打算到越南做木材生意的，他说，越南是个木材大国，中部盛产橡胶树，非常适合做地板，现在全国人民都流行装修一定要做木地板，销路非常好。
大哥是个实诚人，也可能他觉得安夏这个看起来白白净净，一脸天真无邪的小丫头只是某个大学的学生，跟她说：
“这种地板，从越南做好了运到国内，一百块钱一立方，国内同期产品要两百三十块一立方。”
一倒手就有230的利润？
属于《资本论》上值得为之上绞架的收入了啊。
安夏满怀着好奇。
她好奇的不是怎么赚这笔钱，而是既然这么好赚，为什么没有乌泱乌泱的中国人涌进越南，像炒海南房地产那样，疯狂倒卖越南木头呢？
越南的签证又不难拿，偷渡……也蛮容易的，在芒街的时候，当地人就跟安夏说能带她过境，是安夏觉得万一被抓住，背一个「偷渡到越南」的名声太丢脸，才婉拒。
“好多人吃不了苦吧，越南比中国热，好多人受不了。”大哥自信满满。
从东兴进门，野路子是直接塞钱，安夏手持签证，觉得自己不用塞。但奇怪的是，安夏看见许多人明明有护照有签证，但仍然往里夹了五块钱。
这是什么路数？有签证还要五块钱？
大哥跟安夏说：“你就给吧，不然他们边检的人事情多的很，说你的护照有问题，把你晾在一边，有时候要待三四个小时。”
“但是他们没给啊。”安夏指着两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他们的护照里什么都没夹。
大哥叹了口气：“就是欺负中国人呗。”
安夏不愿意给，越南边检把安夏的护照往抽屉里一扔，说她的护照有问题，要等人过来查验后才能放行。
让她站到旁边去，然后叫：“下一个。”
安夏打电话给越南领事馆，领事馆工作人员表示：“我们的人绝对不会向过关的人收钱，一定是有什么误会，请你耐心与他们沟通。”
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大哥见状，赶紧递上十块钱，跟边检的人说：“她是我侄女，第一次来，不懂事，见谅见谅。”
然后边检的人才把安夏的护照从抽屉里拿出来，扔到桌上，嘀咕了几句越南语。
“胳膊拧不过大腿，不要跟他们较劲，你要是错过了这趟车，下一趟就得是明天才有啦。”大哥把护照递给安夏。
安夏收起护照，要把大哥替她给的钱还了。
大哥缩着手，不肯收安夏塞过来的钱：“不用不用，就当交个朋友，出门在外，你一个小姑娘，别太犟了，小心吃亏啊。”
道理，安夏都懂，她也算是个识时务的人。但是她知道，就是由于这段时间出关的人都如此，导致之后，中国商人和游客到越柬老，还有非洲出境的时候，百般受到阻挠，被变着法儿的要钱。
各国边检都认识到：中国人好欺负，喜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这种习惯养成之后，直到2019年，还有中国人因为不愿意在泰国机场被边检欺负而被打。
“哎，养成习惯就麻烦了。”安夏说的是心里话。
走出关口，踩在越南的地面，大家开始纷纷换钱，此时一块钱人民币可以换3500越南盾，安夏想吃点东西，她蹲在水果摊前，对着大妈问了一句唯一会的越南语：“包妞典？（多少钱）”
大妈是个实诚人，回了一句越南语。
安夏懵逼了。
大妈顿悟，她称了几个苹果，看了一眼秤，从钱包里摸摸索索找出几张越南盾，比划给安夏看。
安夏明白了，意思是：这么多苹果，要这么多越南盾。
看看其他人，基本上也就是聋哑人瞎比划。
数钱，在越南真是一个痛苦的活。
报个数出来，安夏的脑子里还得先划掉三个零，再除以35。
从东兴出关，往河内还有一段路，车主召呼着刚出关的人上车，大哥手里抱着一袋桔子，递给安夏一个，热心地向她介绍：“1979年这边打得可激烈了。”
“越军进了凭祥，站了几分钟。我们的人进了谅山，站了几分钟。然后大家都宣布自己已经攻入敌国国境，大获全胜，就此撤军，不打了。”
“这么随便的吗？”
安夏对这段历史只知道开头，以及看过《高山下的花环》，还有某点文学网上关于这段历史的全部下架了，不管是不是正面描写。
连《芳华》里都只敢影影绰绰地写了个年份，当时安夏在电影院里看的时候，还有不少人奇怪：“这是打的什么仗啊？抗美援朝不是早就结束了吗？”
到最后居然是《鬼吹灯》的，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得多一点。
因为主角胡八一就是在越南违反了军纪。
早上从东兴口岸出发，到河内已经是中午，安夏请大哥吃饭。
“哎不用不用，我怎么能让小姑娘请我吃饭，我请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