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赶超之法
自从张居正允许张敬修和王世贞接触后，张敬修就一发不可收拾，不仅仅亲自上门拜访了王世贞，还参加了王世贞主持的各种文会。
到了今天，张敬修已经亲自下场，在相府举办文会，邀请王世贞出席。
文会，无论南北的读书人，都热衷于举办这种活动。
最早的文会其实很早就有了，读书人以文会友，在家中或者酒楼茶肆举行文会，畅谈文学时政。
但是如今一南一北，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文会风气。
南边的文会更重视谈论政治、经济等话题，往往都和时政相关，文学方面的讨论当然也是主体，但是在东南提倡文学通俗化的大方向下，那种卖弄才情的文绉绉聚会几乎很少了。
除了儒生聚会之外，东南还涌现出各种各样的聚会。
船长和探险者组成的地理学会，这个学会会讨论最新的地理发现，会交流最新的航海图，也会讨论海外的地理和人文。
博物学会，这里会讨论最新的博物学，天文学和东南日新月异的新学科发展。
算学会，这是热衷于用数学解决问题的研究者聚集的学会，也是东南第一份拥有自己学会刊物的学会，得到了东南大都督苏泽的大力赞助，亲自出资创办了《算学》这本会刊，每三个月会将整个东南最前沿的算学成果编纂成刊物，分发给所有的会员。
还有讨论医学的医学会，讨论商业的商会，各种学会层出不穷。
但是北方的士大夫却对这些苏泽提倡的杂学不感兴趣。
在高拱执政的时候，各种文会会抨击明廷的政策，一些对明廷政策不满的读书人聚集在一起发发牢骚。
高拱对于这些在野的批评声，往往都是不在意的，只要他们关起门来讨论，高拱也是不管的。
但是等到张居正执政以来，对于朝局的控制更加严格。
就算是私下聚会，要是在会上说了张居正不好，一旦传到张居正的耳朵里，参会的人都会被迁连打压。
有几次聚会的年轻读书人被张居正打压了之后，至少在京师中，已经很少有人在公开的文会上批评张居正执政了。
甚至为了安全起见，在参加会议人数比较多的文会上，也很少有人批评明廷的政策了。
甚至那些举办文会的酒楼茶肆，为了不惹火上身，也会在醒目的地方贴上“莫谈国事”的警示语。
既然不像是东南有那么多的学会，也不能谈论国事键政，那能够大规模聚会讨论的，就只剩下文学了。
北方文学氛围大大增强，在这种情况下，当世文宗王世贞来到京师，那真的是如鱼得水。
因为王世贞拒绝明廷征辟的理由是守孝，所以邀请王世贞出席的文会都是不设酒宴的。
张敬修在后宅设下茶宴，邀请的都是和他差不多年纪的官宦人家子弟和在京师有文名的年轻读书人。
不过这一次的相府聚会人数并不多，这些年轻人还有一个身份，就是钻研新学的年轻人。
如今北方明廷的思想也很分裂。
一方面张居正也明白，如果不用新政，那是绝对无法和东南竞争的。
在扑灭各地农民起义的战斗中，已经说明了新军的实力。
虽然对上东南新军还是很拉胯，但是对上普通的起义和匪盗，明廷新军也有碾压优势了。
这一点还体现在九边上。
曾经蒙古人和辽东的各种异族，都是明廷边疆的大患。
北方草原的瓦剌人，甚至还搞出过瓦剌留学生这种天子留学的惊人战绩。
在东南崛起之前，北方一直都是明廷的头号敌人。
当年高拱开边贡，还曾经向如今的草原霸主俺达汗交换战马，并且和俺达汗签订了借兵的协议。
但是最近几次北方零星的北下掠夺，都被九边军队用火炮和火枪挡住了。
明廷的九边军队还不算是新军，只是用上了新式装备和武器，用了新式的操典。
明廷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力量对比也在逐渐发生变化。
所有人都看到新务的好处，张居正自然也不例外。
这也是为什么张居正也要推进新政，甚至将苏泽的《三经新注》改头换面，搞成自己的学说出版推行。
但是张居正能够接受的极限，也就是《三经新注》了。
苏泽的学说也在不断的进步中。
苏泽在世博会上的公开讲话，已经公然讲出了“先贤不足法”的话，这已经是否定了先贤文书的神圣性，苏泽新的文章已经不再从先贤的典章中寻求法理性和合理性了。
这其实也是正常的，东南的法理本来就是“主权在民”，既然是主权在民，那先贤所说的就不再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更不是奉为圭臬的圣言，而只是先贤根据他们自己所在的时代，提出解决那个时代问题的方法和学说。
如今这个时代已经和先贤所处的时代完全不同了，先贤没有遇到过现在的问题，他们的指导也不再是绝对正确的。
当然苏泽这一套新理论在东南也是激进的，可确实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了东南的读书人。
而他自身又是当世文宗，他这套理论也到了很多年轻人的追捧。
但是对于底色是保守的北方明廷来说，苏泽这一套主权在民的学说就是他们不能接受的。
而为了科举读了一辈子的圣贤书的读书人，更是无法接受推翻先贤圣言的理论。
所以张居正推行的新学，也就到《三经新义》为止，删除了有关“主权在民”的论述，只是增加了一些限制君权的内容。
这就是北方明廷改良的新学，苏泽对于张居正篡改抄袭自己的学说毫不在意，公开嘲笑张居正的所谓“新学”是画虎不成反类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