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现象，也让户部和天工书院所有的学者们都骇然，这个世界上从没有一个国家的政权，是依靠铸币而生存的。
铸币的收入确实是很爽，但是苏泽的这句话也给所有人都敲响了警钟，货币是有限度的。
就算贵金属货币的价值，其实也是建立在信心上的。
严格地说，东南银元的成色是不如西班牙银元的，两者的兑换比例接近一比一，这其中多余的价值，是商人和百姓对东南货币的信任在支撑，
苏泽说道：「货币问题，其实是信心问题，要让百姓和商人知道，东南的官府不会因为财政问题而滥发货币，才能让百姓保持对币值稳定的信心。」
苏泽说道：「我准备将铸币司从户部独立出来，成立一家专门的机构，负责货币发行和货币政策。」
货币和财政政策
将铸币司从户部独立出来，成立一个新的部门，自然是为了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脱钩，尽量减少官府对于货币政策的影响，从而保持一个长期稳定的货币政策。
近现代国家最重要的就是财政，而随着近现代化的加快，随着市场越来越复杂，官方能够直接介入的经济事务反而是变少了。
这很容易理解，比如一个村子原本只有一家店铺和一家工坊，那么这个村子的经济活动就很容易控制。
只要规定这个店铺贩卖的商品价格，规定这家工坊的生产的东西就行了。
可如果这个村子有一百家店铺，一百个工坊，那么只靠着官吏，就没办法直接控制市场。
经济也同样如此。
一个国家的经济品类越丰富，经济活动越频繁，那官府对于具体经济事务的控制力就越低。
这时候需要调控经济，就只能依靠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了。
所谓的经济政策，就税收、法律、港口政策这一类的调解工具，其中还包含了官府主导的投资等一系列能对经济产生影响的举措。
这个时代最明显的经济政策工具就是市舶税了。
对不希望出口的商品加征出口的税收，对于鼓励进口的商品减免税收。
对鼓励发展的工业门类减税，对不鼓励发展的工业类别加税，起到对工业品类宏观调节的作用。
如今东南的户部，就是这样的一个部门。
除了经济政策之外，能影响整个国家经济运行的，就是货币政策了。
货币政策所控制的唯一变量，就是钱。
市场上的钱多，那么物价就要涨，市场上的钱少，物价就要跌，这是最经济最直接的控制手段。
当然现代国家还可以通过利率来控制整个经济市场。
通过加息，让居民储蓄增加，减少过热的消费需求。
通过降息，减少用钱的成本，促进消费，减少经济通缩的风险。
只不过这都是以后的事情了，现在的东南银行体系还处于萌芽阶段，各家银行票号的利息还都是独立的，并没有指导银行票号利息的部门。
所以在贵金属货币时代，铸币就是影响整个经济市场的货币政策。
将铸币司独立出来，减少整个官僚系统对于铸币事务的干预，则能够强化民众对于货币的信任。
实际上后世各种标榜独立的央行，都免不了被官府影响，所谓的独立性也不过是掩耳盗铃罢了。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掩耳盗铃，或者缺乏一个基本的制约，那和明廷一样滥发货币的事情就很难杜绝。
这几乎是一定的，只要铸币印钱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就是圣人也没办法控制啊。
明初宝钞的崩溃，就验证了这个定律。
朱元璋的宝钞原本已经通过国家强制力推行到全国了，虽然宝钞和现代意义的纸币不是一种东西，比如宝钞不能随意兑换成其他货币，但是已然算是信用货币的雏形了。
但是到了明成祖朱棣的时候，花钱就开始大手大脚起来。
朱棣南征北战，又修建紫禁城，又派遣郑和下西洋，明廷能够支撑下来，靠的就是不断发行宝钞。
结果就是朱元璋建立的宝钞信用，就被朱棣一个人用光了。
后面的皇帝发起了多种救宝钞的运动，最后都因为滥发无度而救不回来了。
而这场流毒甚至到了今日，如今东南也不敢推出信用货币，因为老百姓实在是被宝钞弄怕了。
苏泽认为在自己还活着的时候，可能不会发生货币滥发的问题。
但是谁又能保证以后就不会滥发？
能保持一定独立性的铸币司，以后就可以升级央行，负责制定长期的货币政策。
苏泽对着方望海说道：
“铸币司还是要从户部独立出去，以后铸币的事情要和加税一样，在制宪会议上做报告通过，这也算是有一个制约。”
众人都是一惊，本以为苏泽要将铸币司挂到内阁下，成为一个直接向内阁负责的部门。
没想到苏泽竟然直接要将铸币司挂到了制宪会议下，成为和内阁并列的独立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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