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斐点点头道：“法制之法强调的是正当权益，何谓正当，就是公平和正义，这个原则是不能违背的。
再说回汉朝这个案件，践踏庄稼是重罪，这民以食为天，故此维护庄稼就是维护国家利益，在此案中，那农夫的牛是无意中践踏了庄稼，这其中有没有侵害国家和君主的利益？”
蔡卞道：“这得看律例是如何规定的？”
张斐问道：“你说该如何规定？”
蔡卞道：“这得看他是有意还是无意的，若是无意的，就应该轻判。”
张斐突然翻了翻小本子，“秦朝规定，或盗采人桑叶，臧不盈一钱，可论？赀繇三旬。就是说，你盗采他人桑叶，哪怕不值一钱，也得服徭役一个月。
假如有人故意采摘了一片桑叶，然后判他服徭役一个月，在法家之法中，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基于法制之法，这是不是对的？”
大家又一致摇摇头。
张斐问道：“为什么？”
却又无人答的上来。
张斐道：“没有头绪的时候，就想想法制之法的理念。”
大家想了想，还是没有头绪。
富弼突然答道：“个人权益。”
张斐问道：“富公此话怎讲？”
富弼先是笑了笑，然后才答道：“盗窃者亦有个人的正当权益。”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张斐点点头，“捍卫个人正当权益，是没有明确区分这个人是加害者，还是被害者，也就是说，法制之法的两边是平等的，加害者也有个人权益。
我又没有入室，我只是在树上采摘了一片叶子，虽然我是故意的，但这会国家造成多大的伤害吗？可是国家却要判我一个月徭役，这算不算是国家侵犯我个人的正当权益？
如果是我，我肯定会想，你就是找个理由，让我给国家免费干活呗。如果刑罚都这么定的话，必然是会出现暴政的，王大学士根本不需要针对差役法变法，只要将汴河大街修窄一点，边上放上几亩田地，天天就抓人服役，全都是免费的，且有法可依。”
司马光、吕公著他们是频频点头，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是油然而生。
他们的思维还是传统的统治思维，在重典还是轻刑上面，其实都是针对统治。
没有想过从个人利益去反推。
但法制之法就给出一个答案，重典是一定会衍生出暴政来，直接一杆子捅到底。
张斐又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都充分说明国家君主利益和个人利益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之前就说过，法家之法是采取最简单的手段，法制之法相对而言，就是比较难的。因为你首先要区分个人利益和国家君主利益，同时在许多重合的部分，比如盗窃一片桑叶，也是盗窃，到底是划在哪边。你们就得想清楚，是属国家利益，还是个人利益，亦或者都算。”
欠债还钱
“原来如此！”
富弼似有所悟地点点头，嘴里也是喃喃自语着。
其实他之前就已经悟道，宋刑统是有别于法制之法的，那么以法制之法来立法，该怎么立？
这个一直困惑着他。
因为有一个无法说出口的矛盾，就是皇帝利益是来源于百姓。
如果强调个人利益，必然是会伤及到皇帝的利益。
二者又是对立的，这个问题似乎无解。
张斐给出的方案，就是要将君主、国家利益和个人权益区分开来。
怎么区分？
张斐没有明确说，但给出一些思路，首先，就是根据案情是触及到国家、君主利益面大，还是个人利益面大。
其次，以情节的轻重来区分，偷一片桑叶跟到你家偷一贯钱，同是盗窃，但前者要划到个人层面，而后者划到国家层面。
可是，情节轻重，刑罚不一，这也是自古有之，哪怕就是根据现有的法律，偷一片桑叶比上你家偷窃，肯定要判得轻。
但是基于法制之法，只要划到个人层面，官府就应该以个人利益得失为主，官府不在受害者之列，是否还要用到刑罚呢？引导出来的答案是以赔偿为主。
这显然是要难得多啊！
法家就是要以暴制暴，简单粗暴，你不服，我就揍你，可话又说回来，你不揍他，他怎么会服你？
这真是越想越难啊。
蔡卞就问道：“老师，若依此论，许多案件，就当以赔偿为主，可如何判定赔偿？此法若不严格规定，只怕会给贪官污吏留下可趁之机。”
富弼听得是连连点头。
说得好啊！
赔偿这种事涉及金钱，你若不说清楚，多少都是官员说了算，这个是很要命的呀。
由此可见，这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是深入人心，富弼也好，学生也罢，他们其实都有限制权力的意识。
尤其是范仲淹、富弼他们这些君子党，当时意气风发，甚至就直接跟仁宗讲，你皇帝权力不能太大。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有维护士大夫权力的意义，但同时也有限制皇权意义。
张斐问道：“宋刑统可有关于赔偿的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