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在人文社会科领域，要理清西方思想变化的脉络，要清楚他们为什么这么变化，代表了什么。他们从落后走向先进，表现在哪里。哪些东西可以为我们借鉴，哪里需要唾弃，哪些无关紧要。
有一种人，喜欢戴着金丝眼镜，用沉厚的中低音，一开口就是苏格拉底，闭口就是柏拉图，向你说着各种各样的人生大道理。基本可以肯定，此人不学无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是两多年前的人，哪有那么多话可说？西方是因为要构建他们的哲学大厦，从这两个人引申，话就多了。
还有的人，开口康德，闭口黑格尔，也是没有学懂的人。哪怕他们把这些人的著作读得滚瓜烂熟，也只是入门而已。而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文化，需要走进去，还要能从里面走出来。所谓历尽千帆，你还要回到中国文化，做个那个不变的少年。要不然，按传统的认识，就只能教小学，而不登大学之门。
黑格尔曾说孔子只是一个世俗智者，而不是一个哲学家。《论语》讲的那些道理，其他民族也有，而且可能讲得更好。其实说明了，西方的哲学和中国的思想不是一回事。而且即使在哲学上，黑格尔也离孔子差之甚远，根本不可以道理计。这是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不同，后人应该理解这种不同。
一个标称十克的砝码有多重？是十克对了，砝码做的不标准？还是砝码对了，标称十克只是一个约数？想明白了这个问题，也就明白了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差别。
西方文明认为十克是对的，有误差只是砝码制做的技术限制。中国文明认为，砝码当然是对的，十克只是标称的一个约数。如果把砝码的标称十克换成理性世界，认为理性世界是正确的，存在真理，就是西方文明。中国文明并没有理性世界的认识，而只有实虚、有无，当然砝码是正确的，标称只是近似的。
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化，必须要明白这一点。当然，如果不是学习，而只是皈依，就是另外一件事了。
标称十克的码砝，当然不是正好十克。而且它真正有多重，人类可能永远都不知道。即使精确到了量子层级，依量子理论这个重量依然是不确定的。
这个不确定，放到理性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讨论中，事情就变得复杂了。这种复杂性，是思想吸引人的地方。
思想曲线
陈与义坐在马车上，看着窗外。中原三月的天气，已经是桃红柳绿，春天已经到了尾声。田地里有忙碌的农人正在播种，种着他们一年的希望。
这两年，由于豆腐和豆油的推广，大豆价格升得很快。很多农民减少了小麦的种植，改种大豆。特别是中原，由于技术推广得快，改种的更多。
马车过了登封，两边的农田越来越少，都是大山。陈与义不再看窗外，靠在椅背上想心事。
以前虽然提过很多次，但这一次王宵猎明确提出来，政权要按照社会的统计学规律来治理社会。观察社会的角度不同了，治理方法当然大不相同。怎么治理，需要各级官员慢慢摸索。
王宵猎一直很担心，这样观察社会，治理社会，很容易让官员忘记了治下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失去人性。当你面前的所有资料都是社会的统计资料，而不是一个一个人的故事，难免这样。而官员不能这样，他们首先要明白统计学的意义，还要把人真的当作一个人来治理。
说起来容易，几个人能做到？
陈与义摇了摇头。现在就是自己，也经常搞不清这个问题，又怎么要求官员这样呢？
此去新郑，王宵猎说的很明白，主簿必须留在那里，进行适当奖励。跟他不合的官员要受处分，全部调走，告诉人们宣抚司的意志。上一级的州级官员，与此事有关的人也要受处分。
把新郑官员全部调走，由谁接任？接任的官员，就比原来的官员做得更好？陈与义只觉得头痛。
经常有人认为，回到古代，你有了现代记忆，做事还有什么难的？照着现代的抄，就比古代好得多了，社会是进步的吗。甚至还有人认为，教科书都告诉你了，资本主义比封建社会先进，还有什么不好办的。
任何事情，都要跟实践相结合，脱离不了实际。古代的不好，现代的也未必好，抄大多都会造成混乱。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是欧洲的故事，并不适合其他地区，当然不能照抄。
有人按照欧洲故事，认为先要把封建主义废掉，建立资本主义国家。甚至认为资本主义初起的阶段，当然是要血腥剥削，国家要支持这种剥削。
这样想是不对的，人类社会不能这样简单类比。
人类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最后进化资本主义社会，是欧洲故事，不是其他地区的故事。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地区，是按这个阶段来的。各国都学资本主社会，与其是说这是人类发展必经的阶段，不如说是欧美太过强势，学习强势国家的结果。
人类要经过哪些阶段？原始社会大概率是存在的，之后的奴隶社会就存疑，封建社会是存在的，之后的资本主社会就存疑。如果换一种说法，人类是从分封建国，到大一统，又何尝不对？
我们很多知识，是别人教给我们的。教的知识，很多人学不会，一部分人能学会一小部分，一部分人能学会大部分，还有的人能全部学会，还有的人能在这些知识的基础上突破出去，是一条曲线。每个人在这条曲线的位置，经过个人的努力与拼搏，可能会改变。这条曲线的形状，由于社会治理的原因，也可能会改变。但是这条曲线，是一定会存在的。想全部人人一样，是不可能的。
物理学上，人们常常赞叹牛顿和爱因斯坦的贡献。如果把物理学的发展，看作一条曲线，就会发现大部分人在曲线的中间部分，最顶尖的，只有这两人而已。
如果不是物理学，而是社会思想，大概也会符合这样的分布。绝大多数的人，会分布在比较低的水平，越是靠近中间正确的思想，越是人少。而能够真正找寻正确思想的，就凤毛麟角了。
曾经王宵猎很怕自己是位于较低的水平而不自知，做事小翼翼，小心试探。当最后把事情想清楚了，再去看别人提出的看法，就觉得如同小学生一般，才知道自己真的突破了。
如果你穿越回古代，你会怎么做才是正确的？放到这个问题上，可以看出很多问题。
认为既然回到了封建社会，当然要先发展资本主义。你是这样想的，很多人也是这样想的。这种思想不是因为正确受到追捧，是符合大部分人的思想受到追捧。而且思想很奇怪，绝大部分人看到符合自己思想的就心痒难耐，看到不符合自己思想的就骂一句傻b，并不会去追求正确。
回到中国古代，并不是回到封建社会，也没有欧洲中世纪的社会土壤。没有封建贵族，没有几乎自治的城镇工商业者，当然也没有工商业者与封建贵族的激烈矛盾。
把士族地主与封建主强行类比是不对的，把中国的工商业者与欧洲城镇的工商业者强行类比也是不对的。生产力的发展当然会推动社会关系变革，但这种变革，绝不会与欧洲类似。
会强行类比，是因为在思想的曲线里，作者的位置并不高。认识不到东西方的不同，也想象不出来这种不同会带来怎样的变化。如果这种状态，还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在思想曲线上位置就更低了。
之所以产生这种想法，当然是因为抄答案比较简单，追求正确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更重要的，追求正确并不那么吸引人。因为认可你的人少，赞同的更少。
照抄西方，还是要简单的多。更具体的做法，比如抄火枪火炮，抄参谋长，抄西方战术，一下就天下无敌了，也是如此。抄并没有问题，但是要抄对。
更要命的，是一些技术并没有弄明白，就觉得可以大杀四方。
比如欧洲的重骑兵，认为有了重骑兵就大杀四方了。中国由于社会关系不同，与技术水平的结合不同，并不会出现欧洲中世纪的战斗。比如两宋时期，对付骑兵最常用的武器是大斧和麻扎刀，主攻马腿。所谓的重骑兵冲阵，实际并不会发生，讨论没有太多意义。
比如四轮马车，认为可以有较大负重。实际上由于东西方挽具的不同，情况恰恰相反。四轮马车只是载人的时候不颠簸，载重要小于两轮马车。
比如马拉火车，认为是先进的交通工具。实际上这只在平坦地形有用，一旦上坡下坡，效果就大打折扣。火车的摩擦力较小，遇到上坡，会极大的增加上坡的困难。我们学过詹天佑的人字铁路，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像这种例子很多，根本上就是对西方迷恋，认为什么都是先进的。如果能够抄过来，就能够惊艳众人。
中国古代，在文化上大部时间领先，那些文化人是当时的世界学霸。现代中国，自己认为文化落后于西方，这个时代的文化人是世界学渣。学渣来批判学霸，许多时候不得要领，偏偏他们还自信得要命。
正确认识自己在思想曲线的地位，处于哪个区间，才能正确认识世界。如果不能正确认识自己在思想曲线上的地位，就会盲目自大，觉得自己才是天下第一。跟自己认识不同的，上去就骂一句傻b。
千里投奔
新安县，是洛阳到陕州、京兆府的要道，也是古函谷关的所在。这里本来有道路，只是凹凸不平，特别是新式马车行走极不方便。为了方便交通，河南府正在扩修道路。
卢宗元避在石头后，紧紧捂着耳朵。不一会，不远处传来一声巨响，升腾起黑色的烟雾。卢宗元吐了一口，对身边的陈校辉道：“直娘贼，这火药真是厉害，偌大的石板都能炸开。若没有火药，这活计不知怎么干。”
陈校辉直起身，伸了个懒腰。道：“是啊，若没有火药，怎么能在山里开这么宽的道路？”
说完，回身看了看开出来的道路。这是绝对的国家主干道，宽度五丈，平坦笔直。路基下面是大石垒砌，上面是小石头，中间则是不大不小的石头。道路的最上面，则铺着细碎的砂石，方便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