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大道，是理想。几千年来，大家伙讨论的，也只是如何“近道”，接近这个理想。
而接近的办法，《礼记》里也说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哪怕如此，还是因为方法的缺失，最终导致了理学和心学的分歧。
现在的皇帝陛下，重实践。
他要官员们写的，不是那些虚的概念，是具体可以怎么做。该做的、能做的、可考量的。
没有夸夸而谈只讲理论的余地了啊家人们。
这大同党，这将来做官的准绳，一旦落了笔，定了条文，那将来这个大同党可就不同于以前纯粹拿出来说的“理想追求”了。
只说我也以“天下大同”为人生追求是不能够的。
都知道彼此是什么样的货色，别扯那些虚的，该做到的这些准绳你能不能做到？觉得做不到就别做官。
做官之后该怎么修身齐家治国？
如此大面积的官员书面“奏对”，消息岂能瞒得住？
最热闹的仍旧是茶楼酒肆书院，还没正式走上官途的读书人们大多毫无包袱、满是热血，自然仍旧侃侃而谈。
“无非是把一些问题点破了，说明了！”大热天的，边摇扇边侃更显快感，“做官难道不是为了辅佐陛下治国平天下？注重德行约束家族难道不是该做的？依不才来看，最低限度本就写在律条里！”
“嘿嘿，一场大戏。”好事的斟着茶，“写上几条，又有何难？如今问题是：你只抄一下律条禁令，高德之士慷慨陈词，那么在陛下眼中，可就分出个三六九等了！”
“……妙哉！这落脚处，竟在这里？”
“还有更妙的。”斟了茶就要美滋滋的品，那人半眯着眼睛摇头晃脑，“陛下惯喜统计官员言行、前后对照。如今这明文奏对，倒像是军令状一般，将来犯了事，有什么话好说？再者，你若只抄律条，后面统计出来大多数同僚心目中该做到的比律条还要多一点，那你是不是立刻便算不合格，该羞愧不已请辞了？”
几个年轻人目瞪口呆。
“只是人无完人，管得了自己，真能管得了一大家子？若为了表明德行高远，调子起高了，将来怎么办？”那喝茶的却又叹了一口气，“如今起调子的是他们，将来要和这调子的却是你我啊。”
“……此计甚是……”
大家品味到这里，也不能明说陛下您老人家太阴了些。
然而现在他们充分理解了官员们的为难。
啥修身齐家？
史书上历历在目，最低限度无非就是如今朝廷就有的律条：关于贪污的，关于倚仗官位侵田夺店掳人为奴为婢的，关于纵容家族欺行霸市的，关于……
这次大察不就是大察工商吗？大察的对象是官员，大察的内容主要是工商事，那不就是官员贪污和官商勾结吗？
现在搞什么大同党，仿佛只是让官员们写保证书，然而以后不是大同党不得为官这句话，可就重了。
哪怕律条明摆在哪里，最终处置也往往有许多回环余地。什么只是失察，什么人之常情，什么功过相抵……
可如今竟是要一掳到底的架势。
陛下会不会太伤官员们了一些？
更深入的讨论还是就此展开了，毕竟看上去影响极其重大。
底层官员眼巴巴地看着中层官员的态度，而中层官员们盼着朝堂重臣们传出风声。
“千里做官只为财”这种话的当然是不能明说的，官员待遇是提高了一些，但难道大家真的就是为了那么点俸粮、那么些旁人的奉承来担这重压、勾心斗角？
名和利，后者看得更重的还是更多啊。
可是参策们也传不出什么“风声”。
皇帝是在道德的不败之地：普天下官员都是读书人，人人都因治国平天下的表面抱负才出仕为官。不强求什么，你们自己说，你们先说。
看看大多数人觉得该是什么样，以他们的意见为准。
这还能怎么办？
最终结果统计出来之前，谁都不知道那标准会被制定成什么样。
而正如许多人议论的那样，这岂不是会有很多人担心相比起来显得自己很烂而硬着头皮提高标准？那最终的标准岂不是会虚高？
汗流浃背了。
好意思就抄律条吗？
若只抄律条，那么较真起来的话，就会揭露出一个笑话来：人人都说天下大同，八九成是一家兴隆。
伪君子，真小人。道貌岸然，衣冠禽兽……
不能去向皇帝再探听一下态度，只能先私下里商量一下。
“……老夫岂能向同僚们传什么话？”张璧连连摇头，“国务殿不能这么做，中枢也不能这么做！回头呈到御前，千篇一律，那就是上下一心欺君了！陛下明谕，这是要寻天子同党，可不是我们这些国务大臣的同党！”
说实在的，同党这个词都让人感觉头皮发麻。
朝臣同党？结党营私把持朝政，罪大恶极。
天子结党？忠君不贰义不容辞，其心可嘉！
这就是区别。
张璧也万万不想将来留下一个“定了同党标准让后辈苦不堪言”的历史评价。
爱咋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