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按照一般的套路，和其他所有制度一样，明朝的马政在开国之初还是比较好的，永乐驾崩时，能养150万匹战马。但到弘治十二年……怕是连这个数字的一半都没有了。
这也就是之前毛语文在大同查走私商人时所遇到的‘大同缺马’的背景。
杨一清的奏疏中言明，陕西的养马机构只蓄养了两千多匹战马，其中还有不少是老弱病危马……
李东阳在看奏疏的时候则在想：杨一清也是个聪明人，眼下看京中局势、太子所为，他应是料定将来朝廷必会对鞑靼用兵，既然用兵，又怎么会忽略马政？
而他负责督理马政，这就不妙了，
如果真到了那一天，朝廷要用马，他这个总负责人却拿不出足够的战马，那不是屎盆子全扣在他的头上？
毕竟马政怠坏至此又不是他杨一清的罪过，凭什么顶这个雷。
所以还是早早的把情况报上去，既为国为民，又解除隐患。而且说得越严重越好，反正到时候出了问题不要来找我。
而一旦朝廷重视，把这件事做起来了，那督理马政的官员岂不是政绩显著？他杨一清也能够在太子这边来一个‘青春版的简在帝心’。
这就是经验丰富和初生牛犊的区别。
看看王守仁那封疏上的，劲头很足，但搞得大家人心惶惶。再瞧杨一清这封疏上的，挠的就是殿下的痒处。
李东阳不动声色的点点头，现在就看殿下怎么处置了。
“怎么都不说话？”
可能是杨一清的奏疏太过深刻，搞得大家都有些‘畏难情绪’了。
但朱厚照不是那种性格，封建时代当然难，要在这个体制下激发出点活力出来也不容易，可不能就这么认了吧。
“本宫自监国之始就说过，任何事项都是要先搞清楚什么状况、问题在哪儿，有问题不怕，总归是想办法一起解决。要不还是各抒己见，都说说马政……可还有改良的余地。”
明代的马政呐，也真是难。
“殿下，臣先来说吧？”刘健是内阁首揆，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可以躲，他躲不了。
初议马政（二）
如果专门去读中国马政的历史，会遇到一句话，叫“马政莫详于明，亦莫弊于明”。
就是因为朱元璋吸取了历朝历代马政的教训，制定了较为完备的马政，但吏治败坏之后，异常完备的马政又酿成了太多灾难。
总得来说，明朝获取战马有三个方式。
一个就是官牧，这个很好理解，由朝廷划定草场，专门养马。朱元璋为此设立了一个机构叫太仆寺来管理，就挂在兵部的下面（后期又增设苑马寺）。
不管叫什么名字，反正就是皇帝专门派了一帮人、管理一块草地，负责养马。
后面败坏的缘由也很明显，就是草场被宗藩、地主豪强占了，当然其中的原因又很复杂，便是开国的时候人少、有地方养。随着人丁滋生，有些地不得已要开垦出来种粮食，所以有的也是被军、民给占了。
第二就是茶马贸易。它主要是在边关地区，用茶叶和西藏、西域以及北方游牧民族换马。直到现在，有些地方仍然会有一个景点叫：茶马古道。
但这个渠道，被茶叶走私给搞坏了。
第三个方式，就是造成巨大灾难的源头，甚至创造了一个词叫‘响马’。
这个方式叫民牧。
民牧这个政策是借鉴于北魏和宋朝，就是让百姓帮助朝廷养马。
总的原则就是帮我养马，养好了我免你的税，养坏了，你赔我。一般会有‘计户养马’和‘计亩养马’这两种方式，就是这五十亩地养一匹马，或者你们十五户人家一起养一匹马。
但时间一久问题就来了，
首先，我作为百姓，朝廷今天给我一匹健康的马，但是他娘的我就是运气不好，那匹马明天就是一下子病死了我咋办？
那就得赔，一匹马可贵了，少说要二十几两银子，所以不断有家庭因为养马而破产。
其次，一起养马，就存在豪强欺压百姓的情况，比如我们二十户共同养一匹马，大家各养三十天。那么有势力的人，就会选择草木茂盛、人不忙的季节去放马。
像是没什么草、又忙得要死的季节，就让穷苦百姓去放，耽误了农时不说，放马还得跑更远、更多的地方，所以百姓苦不堪言。
本来一年到头扑在土地上能吃饱已不容易，这一耽误基本就面临饿肚子。
这个问题是无解的，只要是各家一起养马就肯定会出现，洪武年间就有这样的现象。
再有，朝廷把一匹马交给百姓去养，会要求一年你给我产一匹小马驹，但这个小马驹合不合格要送去验，这个验，就有学问了，因为验就得有官吏负责。
这可是执法岗。
平头百姓抱着马去验了，合不合格就只看小马驹是不是活蹦乱跳？
所以自弘治开始、到嘉靖隆庆年间，老百姓就不养马了。
不就是赔么，我宁愿赔也不养。养个马费人、费时、费银子。我不如凑笔银子直接赔了拉倒。
因而当时还记载有很多‘虐小马’的情况。就是好好的小马驹，也要给它弄死，反正就是不养。
但‘我赔你’这话讲得容易，搁许多平常百姓基本就得卖儿鬻女。如此沉重的负担，导致此时的养马之地——河北百姓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正德年间，直隶霸州文安县爆发了刘六刘七起义，被称为“响马盗”，这次起义规模颇大，起义军从北直隶开始打、打到山东，竟然还回攻京畿，当然是没成功了，但后来又转战河南、湖广、南直隶等广大地区。
前后打了三年才平定。
这可是中原腹地，农业国家打三年仗，这损失什么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