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二年，天子下令清退京畿之地所有皇庄与官田，还田于民，这便是办法。得民心者得天下，后来鞑靼入侵，京畿百姓与朝廷同仇敌忾，正可说明此法之对。”
“天子脚下，毕竟容易些。那些边疆之地、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又当如何？”
“威宁伯是指什么？”
“也是听人谈起，在陕西，朝廷官牧马场的草场被圈占，在各地边镇，军屯之田地也被占去大半，致使军户贫无立锥之地，无田以后，军户要么逃亡、要么破败，边军的战力大不如前。将，只顾圈地敛财，兵，则连生计都没有着落。这不正是你说的，耕田日益集中，百姓日益穷困吗？”
谈起这个，张璁也觉得痛心。
“在下以为，天子既然懂得京畿之地还田之理，也必定知道军屯、草场也一样需清理，只是缺乏一个时机罢了，时机一到，也不是不可为！”
“你觉得可以为？”
张璁认真的说：“这并非可不可为的事，而是不得不为之事，伯爷也说了，边军军户连生计都没有着落，若是朝廷视若无睹，往后更会发生不可预料之事。”
“不可预料之事？”
朱厚照想到了，士兵哗变吗？
张璁则不敢多讲了。
“但也有人说，此事事关重大，一旦处置不慎，说不定还有倾覆之危，便是如此，你也觉得此事不得不为？”
“伯爷……见过真正贫穷的百姓吗？”张璁忽然问了这个问题。
朱厚照摇头，“没见过。他们过得如何？”
“丰年，勉强充饥，灾年，卖儿鬻女。天下生民如此，若是真的去看了，便不会有那么多顾虑、疑惑与纠结了。就是做不成，那也要做。”
朱厚照觉得有些震撼，他想过各种张璁可能会说出口的深刻的道理。但没想过是这么平常的理由，平常到他这个其实知道百姓现状的人都忽略的程度。
是啊，哪有需要那么多的利弊、好坏的分析。什么朝局形势了、边军反应了，真的看完老百姓过得那个样子，做不做还用想么？
难道做不成就两手一摊说做不了？为了这天下稳当点，再苦一苦百姓？
朱厚照也在想，如果不是这么强的意志，可能历史上的张璁也不会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哪个聪明人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是多大的干系啊，但他还是做了，而且很强硬的做了。
这个人算是来得恰到好处。
也行，就先从草场、军屯开始。
草场、军屯关乎的是军事力量，总算他现在有些部队算是直系，而且北边鞑靼也被重创，如果这种局面，还没有胆子的话，那这个皇帝当得就过于软弱了。
等到军屯清理好了，边军能焕然一新，那个时候，做什么都会顺理成章。
投石问路！
在没有朱厚照穿越过来的正德四年，也有一个人发现了军屯的田地被大量侵占，侵占之人动辄私役军士种田千余顷，但却‘不输籽粒’。
所谓籽粒就是军户需要上交的‘农业税’。这么些年，指出不输籽粒情况的官员还是有的，但大多停留在在口头上。
第一次正儿八经的要拿这些人开刀的人，其实是刘瑾。
他派了一个叫周东的御史到宁夏去，到了以后就拿宁夏的都指挥使开刀。
然而刘瑾和他所派的人本身就不‘专业’，刘瑾自己以为他大权在握，出不了什么乱子，而那个周东到了宁夏以后则是照吃、照喝、照拿，甚至改了度量衡（将一顷百亩改为一顷五十亩），以这样的方式来清查土地，从都指挥使到下边儿的百户、总旗，没有一个是不占田的。
说白了，这家伙不是奔着办事来的，而是奔着发财来的。
所以最后理所当然是轰轰烈烈的开始，干干脆脆的失败。
毛爷爷说过，做任何事，首先要分清楚你的敌人是谁，你的朋友是谁。
军屯这件事，既涉及边疆，也涉及内地卫所，而侵占土地的人，其一为军官本身，其二就是宦官，其三为宗室，其四是依附权利而生的地方豪强。
明廷有派镇守太监和监军太监的规矩，这些人到了各个卫所能当朵圣洁莲花？
而刘瑾本身就是太监，所以他这么搞，就容易自掘坟墓。
不过话说回来，刘瑾去查和皇帝查是两码事，刘瑾的权力毕竟不稳固，若是有人反对，并以‘阉党’之名冠之，以‘清君侧’之名杀之，皇帝一瞧动静很大，一旦放弃了他，他就是死路一条。
皇帝来查，则不一样，尽管反对的人仍然可以打出清君侧的旗号，但皇帝不会放弃自己。嗯……宋朝有皇帝自己放弃了，但朱厚照不会放弃。
其实每个王朝的末年，都面临土地兼并的情况，其危害也都基本相似，便是百姓民不聊生，军队空饷、欠饷，战力不足。
明朝实行的是卫所制，军屯的田地被兼并以后，卫所兵的战力不足的现象更为严重。明英宗年间，甚至有记载逃亡军户达120万人的可怕数字。
所以需要改革，重新分配财富，重新振兴军威，
但真的要去推动这个改革，就又会出现一种‘得罪人太多、唯恐有动乱之事’发生的声音。仿佛这帮人就是天降神兵，有三头六臂之能，任谁也动不得、碰不得。
这就很奇怪——这些卫所兵到底强不强？
还是说打外敌的时候一塌糊涂，轮到造反了，就瞬间化为天降神兵？这其中难道不矛盾吗？
实在有些让人疑惑。
实际上，这帮反扑势力究竟有多强，实在不好判断，便是朱厚照这个后世之人也一样看不明白，毕竟刘瑾那次清查军屯，虎头蛇尾的厉害。
如果说是以藩王造反作为一个标志，那其实也没什么可怕的。
因为那次造反根本就是个笑话，十来天的功夫就消灭了，连宁王都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