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2节(2/2)

“臣谢陛下恩典!”

“快快请起。”朱厚照又面向一众官员,说道:“几年以前朕就说过,大海亦为疆土。朕阅史书,宋元之时也有倭寇犯中原,不过那时只为疥癣之疾,及至本朝,倭寇之患愈演愈烈。时移世易,此时不若汉唐,若海不为疆,则是将沿海各地的安全拱手让人,海上贼寇,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杀人掠物,如入无人之境,致使我大明沿海的百姓每日生活于惊恐之中,大明的国威亦尽皆沦丧。这个局面,必须要就此改变!

朕今日以景旸出海为契机,明谕诸臣、沿海诸省及我大明海军,北自辽东,南至两广,凡我大明疆土近海,亦为我大明疆土,归我大明管辖,商船自可在此通行,但军舰不得允许绝不能擅自靠近,倭寇、海贼同样如此。如此一来,将海患隔绝在外,才能护得我百姓的周全!”

这个时候没有国际法,朱厚照也不会定一个具体多少距离来限制自己,反正就是近海,多近算近那看情况。

“朕绝非好大喜功,乃是从实际出发,海禁开驰以来,宁波、舟山、泉州等地一时繁盛,生活的商贾农夫足有几十万之数,每年朝廷的税银亦半出海贸,东南安稳,则大明安稳,东南震动,则大明震动,如此关键要害的地方,难道不要加强守卫?!需知海患不弱于长城边患也。”

长城边患比较受重视,因为皇帝就在这里。

现在东南沿海的地位也凸显出来了,那海患自然需要重视。

其实打服了日本,并不代表倭寇之患会消失,对他掠夺的越厉害,倭患有可能会越厉害,人总得要寻个活路。

奉天门,皇帝身穿龙袍,于这样的场合发出这个声音,这就是圣旨。

王鏊、杨廷和为守,文武百官纷纷下跪,齐呼道:“皇上圣明!皇上圣明!!”

“平身吧。”朱厚照视线向着远方,“朕定了总的方向,各地官员要注意不可随意蛊惑百姓,说是什么海洋不重要之类的话。朝廷下发的谕旨中要对海洋、东南沿海对大明的重要性详加阐述,以使这份观念能够早日深入人心。”

七月初七,今天这个日子,还是他特意挑选的。

在这份情绪的加持下,景旸做的事在他的眼中也多了一层意义,他很希望景旸能够平安归来,能够让大明和世界建立联系,全面的参与到大航海这个大时代之中。

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景旸,成化十二年生于扬州仪征,正德三年高中进士,正德十一年奉上意出海,帝赞其为大明之博望。

朱厚照站在奉天门处,眼前已一切平常,但脑海里一直有当日文武百官,神情激荡的场景。

他那日下令认海为疆,其所依据就是大明海军以及正在筹备中的海军学院,为了支撑万里海疆的守卫能力,进一步加强海军整备已是不容质疑之事。

大明朝的海军,迄今为止还没有打过什么海战呢。

朱厚照的脑海里有一张图,太平洋西岸或者说东北亚其实没什么搞头,朝鲜在什么时代都没有存在感,日本也很难起来。

他心中盘算着,时机合适的话要将大明水师派往南洋经受考验。

从大陆向海洋,逐渐延伸势力范围的关键在于你的军事力量投射,在这个过程中,岛屿就会变得非常重要。

这一点朝野早有共识,朱厚照也早就命令梅可甲在台湾、吕宋等地兴建军港,建立城镇。

台湾在这个时期人口较少,而且主要是当地高山族,历史上,明朝中期开始,倭患逐渐严重,福建省多山、导致人多地少,朝廷呢有昏庸无道,百姓民不聊生,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福建省很多百姓开始移居台湾。

不过正德在位,福建百姓这几年的生活早已得到了改善,贸易的开展、红薯等新作物的推广,使得当地人鲜少有想移民台湾的。

这反倒让海军向南走的计划有些受阻。

朱厚照努力了半天,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

身边两个重臣,跟着他说话,“在陛下励精图治之下,大明疆土已恢复鼎盛,地多,人倒显得不足。几年以来,河套需要移民,四川人口不过三百万,也需要移民,辽东要屯垦,同样需要移民,再加上新疆以及陛下今日说的台湾,哪里有那么多的人哟。”

杨廷和这番话说得有些‘开心’,根本没有一点忧愁,这一切都是国力强大,国家扩张的表现。

至于王鏊则在考虑路引的事,他说道:“陛下,臣昨日收到苏州知府关延卿所呈的奏疏,他上疏言苏州赋税事,其有两大难,一者,苏州税赋颇重,百姓不堪其负,二者,近年来出海经商已为一时风潮,各村各乡几乎都有外出为工、甚至出海不归的。”

朱厚照背着手,“这样不好吗?百姓都有了生计。”

“可丁银难收啊。”

所谓丁银也就是人头税,是中央王朝的主要税收之一。

所谓听话听音,朱厚照知道王鏊要说的,就是路引的事。

“朕治国这几年也算是小有经验,对人收税,则民间隐匿人口,对地收税,则民间隐匿庄田。不过说到底还是对地收税比较好,至少无地的人不必交税,你们说是不是?”

杨廷和和王鏊微微一怔,皇帝这番话里倒是暗藏玄机。

“王先生,你呢去给户部派个任务,让他们梳理一下大明朝每年赋税之中人头税是多少。这样你我君臣好有个数。”

“可……”

“其他的事容后在议,你心中忧虑朕是知道的,但朕已有打算,放心吧。”

这涉及到税制,也就是摊丁入亩,简而言之就是把人头税取消,全部并到田里面去。

中国之所以在清朝的时候人口大爆炸,主要的、公认的原因有两条,一个是红薯、玉米和土豆等高产作物的引入,提高了粮食上限。

第二个原因,就是摊丁入亩,取消了人头税。这个改革数雍正推行的力度较大,不过其来源却不是雍正。

更不是雍正一拍脑袋想到了这个绝妙的主意。

实际上是从明朝中后期便开始逐步演化形成的。

即人丁税根本就不好征了。

明朝后期的税收体制逐步瓦解,暂且不论,清朝顺治、康熙年间本应是新生的王朝,也很难收到人丁税,大部分还是土地税。官方所统计的丁口只有两千多万,实际上后来估计至少有四千多万(丁口,不是人口)。

换句话说,人头税不适合收了,也不太好收。

那取消的这个内生动力就开始逐步增大了。

人丁一旦不再征税,那么生育的动力一下子就提高了,自然的杨廷和所提及的移民困境也能逐步得到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