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他傻。”陶运昌按了按太阳穴，自言自语，“等见识过好的人，他自然就会放弃的。也麻烦你多劝劝。”
“行吧，你态度这么坚决，也该让他知道。”程宇只觉无奈，暗暗下了帮助谢立打消念头的决心。
两人沉默半晌，程宇突然想起来什么，又说，“不过多亏谢立找人，陶建成的最后失踪地点，锁定在市火车站。”
陶运昌从阴影中探起头问，“怎么会，他没什么钱，很少出门。市里的亲戚也不待见他。”
“这就不知道了。谢立说他做了电子寻人，在市里的棋牌室和酒吧都贴了寻人简章，但没有结果。”程宇疑惑地推理，“是不是什么人喊他去市里的？”
“牌友，酒友，毒友。”陶运昌低头喃喃。他慢慢又回过点心神，嘱托程宇，“现在最关键的不是这个，你去要谢立复学，陶建成失踪的事。”陶运昌闭上眼，挥了挥手说，“就算了，随他去吧。”
程宇这天走后，陶运昌就再没收到过陶建成失踪的任何消息。
谢立的信依旧一个月左右一封准时寄到，但字里行间内少了那种选择的坚定，多了些畏缩。直至2019年快出狱时，陶运昌收到了谢立的最后一封信。从中看不出多少祝贺他重返自由的喜悦，内容更像对一个永不会回应的老友自说自话。
2019年6月24日是陶运昌出狱的日子。原本的出狱时间定在上午，但他还是去找负责自己生活的管教多聊了一些，顺带地整理完所有行囊。
陶运昌锒铛入狱时未带进来任何随身物什，而出狱时却整理了几近百来封的信。大多来自谢立，但也有不少来自平时无意帮助过的同学。他只要拿起一张信封，就能记起收到时的雀跃，和信笺里的一切忧心。
陶运昌把这些信分类收好，他想，就算前路再无亲人，这些深渊中的慰问，也算是他生存的一些支柱。
怀抱着对未来的麻木与茫然，陶运昌在下午一点握别陪伴近3年的管教，平淡地跨出镇北第一少年犯管教所。
他犹记得于狱中度过的一十八岁。那日少年犯们围坐着给他唱了生日歌，声音响亮，像要掀开屋顶。似乎是为陶运昌在这里过生日而可惜，也像在警告自己万不可赴他后尘。
当下的陶运昌已然二十岁。
站在狱所大门前，他觉得自己明明仍然拥有年轻，却像一无所有一般如此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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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自从回镇南住，每天除了打牌什么也不做，还要重修老宅，真奇怪啊。”
2019年月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