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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荡到天津时，正值秋季，北方的秋季跟南方的冬季相差不远，很是寒冷。我是前一天晚上在北京上的火车，路上只花了十来块钱的车费，可尽管如此，我的口袋里还是只剩了四块钱，正因为如此的少，我才至今不忘。
从早到晚，时间在无数次的辱骂和白眼间流逝，愰愰惚惚中，我在天津就过了一天。直到夜深人静，也没能找到一份可以让我落脚的工作，哪怕是最脏最累的活也没有，人家嫌我的个小，且不会说本地话。走在大街上，空荡的背囊也变得分外沉重，和着世人的无情，一起压在我的身上，不堪重负。
在一个大排档前，看到人们三三两两的坐在里面，无忧无虑地喝酒聊天，心里实在羡慕。自己也十分口渴，便花二块钱买了瓶劣质啤酒，独自坐在角落里，闷闷地喝着，心里升起的是浓浓的思愁，无比孤独。没人会在乎我的感受，没人会在意我在想什么，我就这样坐在那里，想了很多、很久，然后默默地离开。
我漫无目的地走着，四周的黑暗笼罩着一切，我感受到了自己的渺小，也明白了自己的微不足道。在这样的时候，一切外在的东西都变得无所谓，心里的情绪已主宰着一切。没钱又能怎样，没地方落脚又能怎样，都不愿去想，感觉里全是内心的孤独和失落。
望着前方朦胧的灯光，不自觉地朝那里走去，因为我知道，就算是露宿街头，也是要被人盘查的。作为我这样一个‘三无’人员，恐怕是经受不了那些‘询问’，而在黑暗不繁华的地界，往往比较安全。
当接近那整条街看起来唯一还显得亮着的光线时，我猛然看到一张写着“招杂工”的红纸。就是这样一张红纸，让我免去了寒冷的侵袭，有了一个归宿，有了温暖和希望，它拯救了我。也就是在这个餐厅里，我度过了在天津的所有岁月，也遇到了人生的第一个至交。
他叫松，来自甘肃，高高的个儿，黑黑的皮肤，留着短寸，性格幽默、开朗且乐于助人。他最拿手的就是讲笑话，只要他开口，总有我们乐的。我很快就与他相识，并成为朋友。
我们一起工作、吃饭和睡觉，一起到外面去玩。在外面玩的时候，我会羡慕那些城里人，我始终认为他们才是这个城市的主人，而我们却显得格格不入。我和松常常就一起穿着破烂且油腻的衣服去逛商场，保安不让我们进，嫌我们脏。在大街上偶尔看到谈恋爱的同龄人亲亲我我，心里就有说不出的滋味，那是忌妒。在这个城市里，只有像我们这样的人才会形单影只，才会没人爱。佝偻着身子走在大街上，简直和乞丐没什么两样，或许在别人的眼里，我们就是可怜的乞丐。像我们这样的外地人，在天津似乎并不多见；有时我甚至会觉得只有我和松才是外地人，其余的都不像，因为我们最纯、最真。
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和松去喝酒，结果回去晚了，在路上被夜警逮个正着，看来果然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警察叔叔开始的意思是：我们两人必须要到一个神秘的地方做很苦的活，每天中午才有饭吃，而且还很少。然后每天挣几毛钱，待凑足回家的路费后便把我们遣送回家。
干苦活我们倒不怕，怕的就是后面那句话，把我们送回去。这是我们心中最为敏感的软肋，要知道我们最不愿意的就是回家，特别是用那种的方式回家，我们无法面对。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松发挥了他的专长，开始和两位警察叔叔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边讲边殷勤地递烟。开始对方的口气还比较坚决，可后来不知是在松的感化下，还是本身在吓唬我们，他们居然妥协了！代价是：在三点钟之前，每人交二百块罚款，即可拍屁股走人。
我俩搜遍了全身，最后只找出四十来块钱，对方脸露鄙态，唏嘘不已。无奈，松说只能回去向工友借。这个建议最后也得到了对方的同意，原因是看我们实在可怜，放我们一马，只要能借到钱，但只能一个人回去。
松回去了，不久就回来了，说借遍了所有认识的人，只借到三十来块钱，和刚才自己的那点钱凑在一起也不过八十多一点。对方依然不懈一顾，理由是给了你们机会，你们就要好好把握，不然就得去吃苦受罪。实在没有办法，老板的手机半夜里又打不通，松不得已再次回去借，对方似乎并不怎么干预，看来他们只在乎钱，而并不在乎像我们这样一文不值的人。
在松第二次回去借钱之前，我告诉他说不要再回来了，在这种时候，能走一个是一个。问他明白没有，他轻轻地点了点头，然后就头也不回地走了。看着他的背影渐去渐远，我心里有些悲壮，为自己的不幸，也为刚才的‘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