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色电视机现在再普通不过，几乎每家都有，有的还不止一台。但是，在二十多年前，彩色电视机确是非常稀罕的，谁要是家里有一台彩色电视机，那肯定是家里不但有钱，还有后门。我们家那时候连一台黑白电视机都没有，看电视还要去别人家看。别人家有黑白电视机，十二寸的，更大一些的是十四寸的。有电视的人家每到晚上，就把电视机摆在家门口，街坊邻居就搬着小板凳像看电影一样来占地方。看哪个台也主要是看大家伙的意见，要看什么大家都看什么，因为都在看一台电视机。那时候有一种说法，就是黑白电视机要把亮度调的低一点，这样能保护电视机。所以，这家的主人总是把黑白电视机调的很暗，屏幕看起来黑乎乎的，很难受。如果有人提意见，说能不能调的亮一点，这家主人总是很不情愿，轻轻地拧那么一下，也没有比以前亮多少。过一会，主人就又拧回去了。
父亲那时候在公社上班，公社里有一台十二寸的黑白电视机坏了，只有父亲会修理，父亲就把电视机搬回家修理。电视机修好了以后，在我家放了一段时间。那一段时间真是很幸福的，每天可以在自己家里看电视，而且可以自己作主，想看什么就看什么。还有街坊邻居来我家看电视了。可是看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不得不把电视机搬回公社了。
我后来去县城上学，住在爷爷奶奶家里。爷爷是离休干部，但是家里也没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每次看电视都是去别人家。爷爷离休时单位给了一笔钱，一千五百元，在当时也可以说是很大一笔钱了。有人劝爷爷买一台电视机，爷爷总是说怕影响我学习，所以一直没有买。
就在一九八三年，爷爷跟我的舅姥爷联系上了。舅姥爷是我姥姥的弟弟，我母亲的舅舅。舅姥爷早年出去参军，解放后在西北某省任职，官至该省的副省委书记。后来调入中共中央办公厅。舅姥爷儿时曾经在我们村上学，跟我爷爷从小就认识。没想到后来拐弯抹角还成了亲戚。虽然舅姥爷远在北京，对老家的人和事都是爱莫能助，但是对我们来说，能在中央有亲戚，对我们全家来说都好像是很值得骄傲的事情。爷爷于是在一九八四年的冬天，带领着我姥姥、姨姥姥两个不认字的农村老太太，还有我的大姐二姐，浩浩荡荡地去北京拜访我的舅姥爷，住在舅姥爷家里。亲朋老友相见，格外亲热。舅姥爷陪着爷爷他们在北京玩了十几天，逛遍了北京的名胜古迹才回来。
爷爷从北京回来后，炫耀地跟很多人谈论在北京的见闻，怎么跟他的老同学、亲戚，也就是我的舅姥爷在北京相见，怎么一同在北京游玩。很快，在县城里很多人都知道了我爷爷在北京、党中央有亲戚，很是羡慕，虽然有这样一个当大官的亲戚我们家没有沾上一点光。
有一天，爷爷的一位老同事，也是离休的一位老干部，找到我爷爷，说道：“老曹啊，你看你在北京有那样的一个当大官的亲戚，看能不能帮忙给我办一件事啊？”爷爷虽然上了一辈子班，但是从来没有当过领导，也没有人来求爷爷办过事。这一次有人来求他帮忙，爷爷很高兴，忙问：“你有什么事尽管说！”那人说：“你看，咱们离休在家，也没什么事。这不，离休时国家还给咱们发了一笔钱，你看能不能求你在北京的亲戚帮忙给我买一台彩色电视机？”彩色电视机当时在整个县城也没有几台，有些人是有钱也弄不来指标。爷爷心想北京中央的大官，买一台彩色电视机应该没有问题，就满口答应了下来。那人看爷爷如此干脆利落地答应下来，高高兴兴地走了。
爷爷连夜给我舅姥爷修书一封，大意是自己离休在家，国家给了一笔钱，生活很满意。但是整天在家呆着也无事可做，想让我舅姥爷帮忙给买一台彩色电视机。爷爷第二天就匆匆忙忙地把信寄走了。接下来几个月一直没有北京的消息，爷爷的那个老同事经常来催问。因为那时候家里还没有电话，也无法跟北京的舅联系上。爷爷也不好意思为了一台电视机再次写信去惊动我的舅姥爷，人家毕竟是中央的领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