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好是天后摄政,才保得住城建署。
但其中诸多琐事的为难、窝火、步步小心,库狄琚也不愿再回去想。
可如今,却是她这个城建署署令,将工部一并兼管!
这世上的风水轮流转,转的她实在是太舒坦了。
但正因库狄琚并非从寻常官员升迁之道,走到六部尚书之一,因此她能看到一些旁的官员会忽略的方面。
此刻库狄琚就问道:“铸币的成本——铸币署官吏卒工俸禄之费、公文笔墨成本之费、甚至署衙公厨之费,这些都未算吧。”
也就她会这么敏感:因城建署在创建之初,完全是自负盈亏,得不到户部的拨款。其中俸禄(人工成本)可是不小的一块开支。
然而铸币署这种官方机构,习惯了是由户部一起发工资的,而且里面的官吏卒工都随时可能会被调到诸如‘掌冶署’‘造器署’等将作部门去,因此铸币署是习惯性的不把人当成成本的一部分。
此时听库狄署令这么说,铸币署的官员脸色都跟炉子一样红了起来:别算人工费啊!
要是这都算上,那,那我们署衙岂不一直是朝廷的赔钱买卖?
而且是干的越多赔的越多的那种赔钱行当。
然而随着大司徒一声令下,很快铅笔写字的沙沙声以及拨算盘的声音就响起——
用库狄署令纠正过的方式算过账目后,每年朝廷铸币流入市场,确实是赔钱的。
造钱反而赔钱,你说这事儿整的!
也难怪辛相素日看铜子儿叫一个心疼:花钱也就罢了,铸钱也是‘花钱’!
想到辛相,姜握手里一直把玩着一枚铜钱一顿。
辛相在致仕前还上过一封奏疏,涉及缺钱。
不,准确来说,是缺铜。
其实我国的矿产一直是不够用,铜钱短缺是从贞观年间就有所显现,在历史上,终唐一朝会越来越严重,甚至闹起钱荒。
历史上,唐代律法曾数次规定:“市井交易,以绫罗、绢、布、杂货与钱兼用。”“十贯钱已上,即须兼用匹段。”
后来荒到一定程度,国家还直接用律法逼迫官员和商人把铜钱拿出来,不得囤积,定‘积钱以七千缗为顶’,多的一旦被查到就没入官府。
甚至,还不许民间铸铜器,要求佛像等均不准用铜,搞得女娘们都差点没有铜镜照。
缺铜程度,可见一斑。
而至于金银……
姜握又想起多年前与辛相的一次对话。
那是她告知辛相倭国有大量银矿之前——
她拿着一枚大食国的银币问当时的户部尚书道:“辛尚书,除了咱们用铜钱于市,许多番邦外族,都是用银币的。”
当时辛茂将就对她解释道:“
姜侍郎(彼时姜握还只是吏部侍郎)是长在宫闱内的,大约见多了金银器皿。但实则,大唐的金银矿都很少——朝中还有定规,六品以下官员,不得用纯银器皿。”
想用银币来代替铜币,非得有大量外贸以及大量白银流入后才可行。
当时姜握就在想:与西域贸易往来,商人们用的既然是铜币,自多有铜钱外流。
可以说……给本就不富裕(铜)的家庭,雪上加霜了。
因而这些年,从倭国一船船运来的银矿,其实在本朝流通的不多,绝大部分都用于了对外贸易,极大减少了中原之铜的流出。
比如吴英出海,带走的肯定也不是本国的铜钱货币,而是就地取材,从倭国走的时候以金银装船。
同时朝廷在各州,尤其是胡商来往最多的两京东西市(长安)、南北市(洛阳),都设置官方银坊。
令民间商人也便于兑换金银进行贸易。
其实能从官方用铜钱兑换金银,商人们也乐于如此:一来铜币占地太大,每回出门拉那么多铜钱占了多少货物的空间啊,极为浪费。
一来也是,许多西域国家根本不认铜钱啊!收藏一个两个的没问题,但大宗交易,人家就认本国也能流通的金银。
故而这些年来,姜握也算是拆东墙补西墙,拆倭国的墙,补本朝外贸铜钱外流的口子。
她看向手里的第一版纸币。
因纸币的成本问题,第一版纸币最小的数额也定成了五十文。那么大多数百姓,日用的还是铜币——一下子要花出去五十文,在百姓眼里就不是随手的支出了。而五十文以下的钱币,也比较便于携带。
纸币也只是加速钱币流通,便于生产物资交流的一种方式而已。
毕竟之前曾有州县官员上过奏疏:因本地铜钱多被南来北往的商户通过买卖带走,本地铜钱吃紧,有的州县不得不禁止钱币外流,但如此一来,此地便商贾绝足不来,又很影响本地百姓的生活。[2]
随着生产水平的发展,商品流通的加快,金属货币的短缺会越发明显。
纸币在人类漫长的货币史上产生,亦是有其必然性的。
姜握将手里的几枚铜钱掷于纸币之上。
这日的大议事结束后,姜握来到了将作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