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他放在走廊边的长椅上，让他枕着我的腿，朱丘生睡得如同昏厥。但他没休息多久，大概四十分钟就强打着精神扒开了眼，他刚醒的时候有点迷糊，握着我的手，小声说了一句，我可太讨厌医院了。
朱丘生之前进了医院三次，每次都会送走一个人，幸好这次小叔留下了。
小叔送进重症监护室了，咱们过去吧，我说。
我们往医院十二楼走，那是个让人心情复杂的楼层，谁都不愿意让家人去那儿，但能呆在那儿，说明还有希望。一路上迎面而来的是脸上死气活气交织的家属，眼神都是重的，沉的。空气里是来苏尔消毒液的味道。
我透过门玻璃先看到的是插管，绳索一样捆住小叔。他原本那样高壮，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薄薄一片，纸一样轻飘飘搭在床上。
他露出的四肢缠着绷带，绷带里打着钢钉，他被砸碎了，然后物理地拼了起来，看起来有个人形了，但没什么人样，就像刚刚医生说的那样，大概是高位截瘫。
我难受，眼一热就滚下泪来。
朱丘生的眼红着，眼底却是干的，半点水雾都没有。他是最该难过的，但他的脆弱全留在了手术室外那条走廊里，转眼之间又是如常的神色。平常的，他看着小叔，就像每次看他带着猪头肉回家一样。
朱丘生站在离门两米的位置，脸上只有生气没有死气。不哭，他对我说，不哭傻帽儿，他活着呢。
他的手搭在我肩上，温和而有力。我转头望着他，望着他干涸的眼床。朱丘生是不会哭的，他有更多比哭更重要的事要做，所以泪都变成了汗液，从他毛孔而非眼角流出。
小叔是四天后从重症监护室出来的，我们终于可以每天见他。他变得寡言少语，像一下老了十岁。总是睁着一双深凹的眼看着天花板，眼神空洞洞的，压坏他脊柱的落石把他整个人都压垮了。
我早上把草生送学校，去医院比朱丘生换回来，他晚上再来换我。我俩一个守白班一个“上夜班”，交流变得很有限，只在来往的路上能说几句话，匆匆看对方一两眼。
夏天总是烦闷的，知了一声声叫，医院里冷气却开得极大。我每天进屋通风后第一件事就是对着小叔插科打诨讲笑话，有时候打趣他几句，小叔就有气无力地笑笑，对我来一声“去你妈的”。
每次“去你妈”之后，他都能开怀不少，所以我给自己弄了个硬性规定，每天至少达成五次“去你妈的”的指标。
小叔瘫在床上，整个人的刺儿好像都被拔光了。除了叫我傻帽儿，还会叫我“好孩子”。我这人听不得夸，他一叫我好孩子我就浑身难受，必要挑衅他几句，招出句小兔崽子才算完。
病人在卧床期是很脆弱的，很容易得褥疮，要经常翻身、按摩。我每次给小叔翻身的时候，他的嘴巴都紧绷成一条线。捏腿的时候他也不耐烦，连连说，哎哟哟，傻帽儿你别动我大腿，别以为你装过我媳妇就能占我便宜哈。
我停了下，没说话，我的手明明捏在他小腿肚子上。
对小叔来说，最难熬的其实是排泄。久卧的病人时常会发生便秘。朱丘生去菜市场批发了一箱苹果橘子塞在房间里，每天用小刀切块喂给小叔吃，这情况才有好转。屎尿都在床上，排泄的过程都得被观瞻，这对所有懂事的人来说都是件羞耻的事，更何况小叔一直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我替他清理的时候，绕到他脸一侧去拿卫生纸。小叔抓着枕头把脑袋蜷在里面，身体颤抖着，并没有发现我。我把一切都做好，等他的肩膀平复，我才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