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正他就是给人一种不像个传统艺术家，反而在玩艺术的人。
聊着聊着就到了中午，李谕与杜尚来到一家法餐馆吃饭，这间餐厅位置非常不错，位于塞纳河左岸，许多欧洲文艺人士喜欢来这里。
杜尚熟练地点了几道菜，看得出来他来过不止一次。
侍者刚上了两道菜，外面突然一阵骚动，有个人对着餐厅里大喊：“阿三，快来！他们说克里蒙梭的车队快到了，我们去打标语游行！快！”
给李谕及杜尚上菜的那名侍者慌忙把菜放下：“对不起了，两位先生！”
说完他就一溜烟跑出餐厅，甚至没来得及换掉身上的衣服。
李谕和杜尚见过好多次这种事，并没有表现得很奇怪。
看到他们的标语写的是“安南”后李谕才意识到，刚才的那个侍者竟然就是胡志明。
此时的巴黎果然是天上掉块砖头就能砸中某个名流要员。
参加巴黎和会的27个国家中并没有越南，于是胡志明自认“旅法安南爱国者小组”代表，向和会写信提出了关于越南独立的请求。
但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和会又根本没时间理睬殖民地的独立事情，所以忽视了他的要求。
在巴黎胡志明刷了一波声望积累了一些经验，独立这件事此后还真让他办成了。
——
告别杜尚后，李谕便搭乘火车前往哥廷根。
过程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这两个月中，被炸毁的铁路基本已经被修好。
就是经过法德边界时审查相对严格了一点，毕竟法国现在对德国气得牙痒痒，恨不得肢解了德国，然后自己做欧洲大陆的霸主。
在赔款问题上，法国狮子大开口，要像当年俾斯麦强加给法国的赔款一样，给德国设置一个让他们无法缓过劲来的数额。
英国自然不希望法国在欧洲大陆一家独大，所以表示了反对，要求降低赔款额。
英法美三国最终商定出了相当于110多亿英镑（接近400亿美元）的赔款额，这是个天文数字，超过《辛丑条约》不知多少倍。
最强工业国美国一年的gdp不过800多亿，德国要赔半个美国的产值，根本不可能。
就连刚刚崭露头角的经济学家凯恩斯都看不下去，发表评论反对。
福煦则说出了那句着名的：“这哪是什么和平？简直就是二十年的停战协定。”
德国自己看到合约后也蒙了：你们打死我吧，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前期德国基本赖着不还，法国还想借此占领德国最重要的鲁尔工业区，结果英美都出来斡旋，法军灰溜溜撤军，这件事丢了大面子。
后来美国又给德国提供了大量的贷款支持工业复苏。
然后小胡子上台，他怎么可能承认《凡尔赛合约》，干脆不还了！
反正这些赔款大都敷衍了事。
不过在此之前，德国人已经把所有的经济灾难都归咎于了战争赔款。
另外，更让德国无法接受的是赔款理由：德国应该为这场战争负责。
德国人可一直认为战争是敌人强加给他们的，他们过去四年的牺牲都是为了一项崇高的事业！
而且大部分德国人都不觉得德国被打败了，只是被剥夺了应该属于他们的胜利。
——相当的死鸭子嘴硬，就像你可以说一个男人没钱、不帅，但决不能说他不行。
德国人觉得自己被骗了，才在停战条款上签了字，欺骗他们的是敌人、是犹太人……
反正，这笔赔款真的成了“烂账”。
伤痛
哥廷根大学里，李谕碰到不少袖管空空的学生，整体情况比剑桥还要差一点。
希尔伯特看到李谕后说：“李谕院士，你能来真是好极了！我刚给新上任的科学、艺术与公共教育部长写了一封信，希望聘请客座教授来哥廷根讲学。我为此申请了5000马克的费用，后来追加到一万马克，不过现在好像马克都不够，通货膨胀太可怕了。”
李谕笑道：“我正好在巴黎，顺路过来，不需要什么经费。而且我没有那么擅长纯数学。”
“巴黎？那里现在是个政客集中的地方，讨论着如何瓜分整个欧洲，我可不感兴趣，”希尔伯特说，然后指着前面的一座讲堂，“今天有一场数学讲座，战争结束后，数学难得回归到校园中，我自己都很想知道四年过后，会不会有什么新进展。”
“非常乐意欣赏人类真正的智慧。”李谕说。
希尔伯特看了看怀表，“还有时间，我们再等五分钟，艾米·诺特要讲完课了。”
——就是那位提出大名鼎鼎诺特定理的女数学家。
李谕说：“哥廷根很开放嘛，已经允许女讲师的存在。”
“费了好大劲才争取来的，”希尔伯特感叹道，“三年前，诺特就受克莱因主任之邀来到了哥廷根。我当时很想给她安排一个教职，但被哲学教授会议上的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驳回了。”
李谕纳闷道：“聘任数学讲师，和语言学家有什么关系？”
希尔伯特解释说：“哥廷根大学的数学系现在仍然划归在哲学系。语言学、历史学也同在哲学系。我们聘请教授，必须经过哲学教授会议的批准。不过他们对女人的偏见太大，多次要求全被驳回。我简直无法想象候选人的性别竟成了反对诺特升任讲师的理由。他们似乎忘了这里是大学而不是洗澡堂！”
欧洲大学对女性目前都有偏见，德国在其中最为保守。
李谕说：“我在巴黎看了几本科学期刊，好像诺特女士去年提出了极有创造性的诺特定理，写了一篇非常有价值的论文。”
“是的，她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希尔伯特说，“否则他们还是不能接受一个女讲师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