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旺一来就注意到了纪砚清情绪的反常，只是她专业，一旦开始教她立刻就会变得一丝不苟，什么都看不出来，但稍一停下，她就会走神，表情也很凝重，看起来心事重重。
阿旺犹豫了很久，还是忍不住在走之前问：“纪老师，您是不是心情不好？”
正在收拾东西的纪砚清一顿，想说“没有”，话到嘴边卡了两秒，站起来说：“阿旺，你阿姐喜不喜欢吃蛋糕？”
纪砚清从来没向谁低过头，印象中，道歉也只有对翟忍冬的那一次。
她不知道怎么哄人，更没人哄过她。
思来想去，她唯一一次隻用很短一点时间就从阴郁情绪里拔出来的情况是某一年脚扭伤，去医院的急诊。
那天是阳历新年前夕，外面热热闹闹，人潮如织，连急诊都是拖家带口，吵吵嚷嚷，只有纪砚清是一个人，坐在走廊的金属座椅上，手里捏着还很靠后的号码纸。
几个小时前，她因为脚扭伤，错失了一次重要的演出机会。
听到这个消息，她爸立马急了。
急得不是她的脚伤得怎么样，而是她少了一次超越她妈的机会。
他怒不可遏，当着骆绪的面对她大声训斥，而她呢，除了冷笑，嘲讽，再没有其他反应。
偏就是这种轻蔑，最容易激怒一个男人早已经腐烂发臭的自尊心。
他和小时候打她一样，狠狠甩了她一巴掌。
骆绪当即还了他更重的一巴掌。
但有什么用，巴掌印已经有了，耳朵已经在嗡嗡了，不是加倍还回去，她就能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
她把要送她去医院的骆绪拉下车，一个人开着车在街上游游荡荡，漠视所有幸福，讽刺所有甜蜜，一直到脚疼得难以忍受了，戴着口罩过来急诊。
晚上十点的急诊像热闹的剧场，往来形形色色的人带着千奇百怪的病例故事，准备创造震惊中外的医学奇迹。
她不想成为其中一员，不想和任何跟舞台有关的事再扯上关系，一个人冷漠地坐着。
坐到旁边的人换了一波又一波，才突然意识到晚上的急诊可能不叫号，要自己去排队。
可她的脚疼得根本站不住。
那一秒，席卷她的不是孤立无助，而是滔天愤怒。
她想，要不就这么疼着吧，最好疼到截肢，疼到死，她就不用再为了谁去跳舞。
她才24，却已经对生活里的一切厌恶至极。
于是她一动不动地靠着墙，等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