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复一日地吃着她给我带的早餐，有一天我忽然觉得心口有暖流淌过，我想起当年在太平间见到南亦嘉时，我也有过相似的感觉。
我忽然抽抽搭搭地落下了几滴眼泪来，她关切地问我怎么了，我摇摇头，什么都没说。她用纸巾帮我擦掉眼泪，说我一定是想家了，还说今年端午她家包了很多粽子，邀请我一起去吃。我很感激。
在图书馆，我每天都会见到很多人，有来得比较勤快的，我偶尔也能跟他们搭上几句话。
邵嘉越就是这时候出现的。
她一口气借了五本书，全都是食谱。我开玩笑地问她，是去新东方进修了吗？她摇摇头，郑重其事地说，她跟一个三十五岁的女人在一起了，她要为她金盆洗手，从此厨房里做羹汤。还邀请我有空去她们家作客。
邵嘉越依旧是那样一个神奇的人。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我再次听到了裴以北的声音。
我在上个月结束了第二个疗程的治疗，药物剂量减少到只剩一种。医生又对我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检查，磁共振结果显示，我大脑内受损的海马体有了恢復的迹象。这是个很好的消息。
我像上次那样，问了医生同样的问题。这次她点头同意了，不过，她希望我自己能控制好分寸。
平安夜，天上飘着鹅毛大雪，街上随处可见挂满彩灯的圣诞树。
出门时，我在围巾上别了一枚天堂鸟胸针。我走进一间早已废弃的红色电话亭，靠着它透明的围栏蹲下，用新号码拨出了裴以北的电话。等待铃隻响了两声，就被接通了。
“喂？您好，律师事务所，我是裴以北，请问是哪位？”
时隔一年零三个月，我再次听到了她的声音。像多年前第一次拨通她的工作号码那样，电话那头传来了她模式化的声音，背景里还有键盘声，她一定又在夜里加班了。
“裴以北……”我沙哑地喊出了她的名字。
“楠楠？真的是你吗？楠楠？”
我向她确认，说真的是我。然后，我们同时陷入了缄默，这个世界安静得似乎能听到雪落下的声音。
再次开口时，她染上了很重的鼻音。她问我最近过得好不好，我如实说了医生的诊断。她期待而不安地问我，是不是很快就可以回去了。我给出了令她失望的答案。
我告诉她，我现在在一个废弃电话亭里。从这里望出去，到处都是新落的雪，雪地洁白而松软，没有踩上去的脚印。再远一些，还有一片深蓝色的海。我终于住到了一座会下雪的沿海城市。
她说她的年假都给我存着，等我好了，她要带我去看很多很多海，把全世界的海都看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