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瑾也不恼，拱手道：“请王大人赐教。”
“王越确实是李广的党羽，他骄纵成性，自负大才，勾结奸佞，要说朝中大臣反他，如何能错？”
再往后说王鏊又闷声了点，“但……殿下之言也不无道理，王越是成名已久的大将，平生交手鞑靼，鲜有败绩。若他不去，鞑靼人也确实成了最大的获益者。我只是在纠结，到底谁是正道而已。至于出阁入相，非我所愿。”
“咱家佩服，那大人想好了没有？”
“还没有。”王鏊忽然觉得奇怪，怎么你大半夜的跑过来一直问我问题，“不知公公，此次登门所为何事？”
刘瑾也不和他绕了，“本来嘛，咱家是来送大人一个前程，可大人说了前程不重要。那咱家就是来送大人一桩祸事。”
王鏊听了这话反倒哈哈大笑。
“公公是个妙人。但说无妨！”
“这事也不复杂。殿下是极有主见之人，如今王越的事，殿下心意已决，绝没有退回或者改口的可能。这事儿是行也要行，不行也要行。王大人说还没想好，倒也不急，不过如果王大人最终决定和殿下同道，还请大人上疏陈奏！”
也就是说要请王鏊领衔上奏，放第一炮！
王鏊是君子，但他不笨，
这一炮放出去，他就是顶罪的人。
他不是不可以顶罪，但他要知道理由。
“这是祸事。既然是祸事，咱家总要说明缘由，不能叫大人白白的去送死。”
这屋子，烛火闪动，黑暗之中一点光明，似乎隐秘之事都藏在这样的天地角落。
“不瞒大人说，其实这场三边总制官之争，朝臣是赢不了的。因为殿下是东宫，后边儿是皇上。不过大人有没有想过，殿下即便赢了这场争斗，最大的凶险又是什么？”
王鏊凝眉沉思。
刘瑾的话，是跳出这件事本身，从更高的角度来看了。
也就是说王越即便真的去了，后边儿还是有凶险。
那就是……
“嘶……”王鏊忽然眼眉一跳，“公公的意思是，王越打了败仗！”
“王大人果然是人中龙凤，这般才思也就大人了。”刘瑾拱手，和他客气了一下，“所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王越即便有名将之名，可难保不会马前失蹄。殿下呢，是一定要挑着担子，冒天下之大不韪力推王越任三边总制官的，那王越必须要打胜仗。可……万一……到时候是不是说殿下犯了错，东宫的脸面又往哪里放？”
接下来的话就不必说了。
王鏊也明白了，“所以这个头，不能殿下来起。”
说句杀头的话，皇帝一直等朝臣廷推人选，至今不主动开口，难道背后就没想过万一王越败了的可能？到时候人人都说：看吧，叫你皇帝不听我们的。这样的话，大明的脸面往哪里放。
所以刘瑾讲的‘前程’、‘祸事’，这都讲得通。
王越打赢了，这事算是圆满。太子自然记得他的功劳。
王越打输了，那就得有个顶罪的人，到那个时候，这个事情就是王鏊一定要劝着太子这样做的。首恶必办，而且不办就是太子要把这个错给认了。
照这个理，自然就是大大的祸事。
“王大人，旁得事殿下可以等，边关的形势可等不了，快则一两天，慢则天，殿下必会挑头起势。到那时，咱家就只能去求另一个王大人，求他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了。”
“当然……若是大人选择不帮殿下、甚至反对殿下，那便当咱家今晚没有来过，也没有说过这些话。”
言尽于此，再留下来说的也是废话。
于是刘瑾起身，“大人且留步，咱家告辞了。”
王鏊则抖了抖胳膊，给刘瑾正式的行了个礼，“公公之言，是真正的谋国之言！”
“大人过誉，咱家只是个阉人，谋不了国。那样的大事要殿下去谋，咱家谋得就是如何护着殿下。”
死而后已
胡贵闵任职陕西，陕西之地，陕西之民是否需要王越他比谁都清楚，但是他的上疏一点不比刑科给事中张朝用平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账本的名单还有他的名字，这不是为了撇清与李广的关系又是为了什么？
皇帝那边，他也不能一直压着这些奏疏。
因为只有皇帝想拖一件事才会将奏疏留中，现在三边总制官不仅是他想力推之事，也是李广死后眼下最叫人关心的事项。
所以张朝用、胡贵闵等人言道官员们的奏疏一出便闹得满城风雨，朝里朝外的大加议论，
曾经李广的党羽更加躲避不及，毕竟李广都死了，还靠谁啊？
眼下比较为人比较关注的，就是吏部尚书屠滽。
弘治九年的时候，前任吏部尚书耿裕死了，朝廷商议吏部尚书的人选，本来马文升资历最深、名望最大，自然希望很大，但是皇帝圣心默定，直接定了屠滽。
这其中，就有李广的关系在。
当时对于屠滽接任天官的记载叫‘人多异之’。就是说这个任命在舆论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所以他也被认为是‘李广流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