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是尤址不读这些书，听到天子和何廷仁的对话实际上已经晕了。
大多数情况下，古代读书人就会如此，只想着靠现代的几个笑话和所谓科学知识就震住他们，这实际上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话说回来，就是林清韵这种为父报仇、杀害朝廷命官的事在唐朝武则天时代发生过。
当时干这事的人叫徐元庆，他杀的人更牛逼，是御史大夫，属于部长级高官。
杀了人以后，他就自首。
这件事引发了‘法律与礼法’的冲突与危机，
按照《礼记》所说：父之仇，弗与共戴天。
就是你和你的杀父仇人都不应该处在一片天空下，这就是不共戴天的由来。
《礼记·檀弓》还记载：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
‘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的意思是如果在大街上遇见仇人，回家拿武器都不用，直接冲上去开干就对了！
那么好了，按照先圣所言，为父报仇就是对的啊。
后来这事闹到武则天那里，她先是同意赦免，但后来又有个叫陈子昂言官，说这样不妥。杀人不偿命，这是坏了律法。
最后定的办法是：杀了他，然后表彰他。
到了柳宗元的时候，他就拿来嘲笑，说表彰和处死怎么能用于一个人身上呢？
诛其可旌，兹谓滥。意思是处死可以表彰的人，这就叫乱杀。
旌其可诛，兹谓僭。意思是表彰应该处死的人，这就是过失。
最后的结果，整个唐代也没把这个事情给闹明白。
这件事，其实更深层的反映了‘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的差异。它的意义实际上也比表面上的要大。不要说唐代了，放到后代，中国人还是会赞同那种杀掉母亲仇人，然后慷慨赴死的汉子。
唐代的儒学也不是很兴盛，到了明代，像何廷仁这样的人马上就会站出来维护礼法这两个字。
换句话说，
朱厚照有理由认为，这就是柳宗元的驳复仇议其实就是人心所向。
他站了起来，负手说：“至正德二十一年，大明算得上四夷宾服，也算得上民安物阜。不过治国之道，不仅在于物质多么丰富，国家与人一样，还是要有一种精神气。礼法，不能忘记。”
何廷仁等三个臣子很少听到皇帝说这样的话，当即大喜，“皇上圣明！”
“礼之大本，以防乱也。”他又呢喃重复了一句，“若是礼法不在，则人心必乱，人心混乱则国家安能四方安稳？传旨。”
这两个字一说，侍从室的人是有膝跳反应的，皇帝大部分都是口语说说，但是他们落笔要成文章。
这个本事可不容易，大多数人别说写别人的意思了，就是写自己的意思，八百字作文也写得跟狗爬似的。
但是何廷仁就有这个本事，
朱厚照说：“大明是以孝治天下，汉民族也是崇尚祖宗礼法的民族，朕为天子，要顺应民心民意、顺应先圣礼法，为倡导、维护、践行传统礼法而制定和实施律法，这才是律法存在的最大意义。
正德一朝，以科学为代表的奇技淫巧大大方便了百姓的生活，但科学只是工具，吃精盐白糖、穿棉衣棉裤，并不意味着先圣所言便没有道理。相反，越是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之中，越是要谨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崇俭戒奢、诚实谦虚的传统美德。”
是的，他用上了传统美德这四个字。
末了还加了一句，“旨意由内阁发。同时再传一句话给内阁，要他们想个法子，做点什么，扭转当前的民间与官场的风气，引导官员、百姓尊老爱幼、一心向善，不能任由社会风气肆意滑落，不可控制。对于明显违背传统礼教、明显污化社会风气、明显伤害百姓情感的言语和行为要进行适度的惩戒。”
不夜城给他的感觉太奢华了。
京师如此，估计江南更加夸张，长此以往，人们的心会慢慢改变，等到灾难降临的那一天，他们还会跟随历史的指引重新凝结吗？
资本家是从来没有爱国两个字的，只要给钱，他什么都能卖。
朱厚照是想学西方文化中较好的地方，但并不是把整个国家改造成一个近代的西方国家雏形，从大历史观来看，西方也就是大航海的四五百年厉害些，后来也开始东升西降了，再过几百年他能混成什么模样还难说呢。
何廷仁手捧着这页纸则有些微微的激动，“陛下，是欲重推礼教？”
“朕什么时候放弃过？”
无病无灾，长命百岁。
韩子仁又从诏狱里来，急急忙忙的要进宫见皇帝。
不过在外面就叫尤址给安抚住了，说：“皇上已经下了旨意了，不杀。”
“旨意下了？”韩子仁神情一滞，他本来还准备了一套说辞的。
“皇上在批奏疏，你的事又有结果了，先不要打扰。”尤址拉着他往边上走，“子仁，要说这年头还是读书人会说话，咱们费尽心思说了半天，那个何廷仁与皇上随便聊了聊柳宗元这事就成了。”
韩子仁能听得出尤址话语里的酸味。
也难怪他，
他们这些个太监一向不喜欢侍从室的人。
倒也不能怪他们，主要是那些个文人臭清高，动不动就找他们‘麻烦’，换了谁谁还会看他们顺眼？
“柳宗元？”举人出身的韩子仁拍了拍脑袋，“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我怎么会把柳河东的《驳复仇议》给忘记了呢！”
尤址眉头跳了跳，
看这情况，就是他不知道，就是他是个大文盲是吧？